样的簿籍，一本放在六科，进行实行一件公务就注销一件，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六科中所对应的科进行处理；另一本在内阁，以备内阁随时检查。

　　后世公文也有专门的阅示页，一般分成几栏，每名看过公文的官员都要在上面书写意见、签名及留下时间，有的还要特别注明交某某阅览，其实就和考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　　只不过后世政府部门分工很细，每一份文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到经办人员催问，所以到最后就成了过一道道程序，就是看上面的签名是否完整。

　　领导都批示同意，文件自然就生效，或是提出上会讨论什么的。

　　大明朝人浮于事，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，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。

　　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，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，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。

　　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，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。

　　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，随时可以追查问责，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，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，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，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。

　　张居正死后，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，不过催征钱粮、捕获贼犯、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。

　　以史为鉴，我们后世遇到的事，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，所以，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。

　　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，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，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。

　　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，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，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。

　　六国统一以后，秦国制定了《为吏之道》，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。

　　到了唐代，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，《唐令》中第一编就是“考课令”，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《职制》篇，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。

　　考课，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，官员的升官降职、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，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。

　　宋代机构冗杂，多余人员繁多，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，却不重视政绩，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、空洞化。

　　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，考课制度更加严格。

　　因为皇权的强化，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，吏部考功司“掌天下官吏选授、勋封、考课之政令”，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“遇朝觐，考查，同吏部司贤否黜陟”。

　　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，不仅分工协作，而且相互监督。

　　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，考满是“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，六年再考，九年通考黜陟”，就是所谓的“古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遗意”。

　　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。

　　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，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，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。

　　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《陈六事疏》中就写道，“近年以来纪纲不肃，法度不行，上下务为姑息，百事悉从委徇。”

　　由此可见，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，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，官员只进行传达，对于实行过程、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，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，没有实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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