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分权力，此点向无疑问。然而赵昺从未想过究竟是城市为权力的集中和运作提供了场所，还是权力“制造”或“产生”了城市这个问题，可现在到了复国反攻的时刻，他又不能不有所考虑。

　　便以眼下的绍兴府城来看，早在近两千年前便有了城市的雏形，经过不断的展如今在城门外的交通要道两旁或码头、渡口，均普遍兴起、展了附郭的街区，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、居住人口、商业规模都过城内，甚至数倍于城内。可这些附郭街区显然并不在城墙的保护范围内。因此所谓城墙的主要功用在于保护城市，严格说来，并不符合事实。

　　所以赵昺以为在帝制时代的政治意象中，城墙更主要的乃是国家、官府威权的象征，是一种权力符号。雄壮的城楼，高大的城墙，宽阔的城濠，共同组成了一幅象征着王朝威权和力量的图画，挥着震慑黔、宵小乃至叛乱者的作用，使乡民们匍匐在城墙脚下，更深切地领略到官府的威严和肃杀。而举凡城壁楼橹之类的营建，都是为了聚形达气以壮官府之声势，故营建‘有关于政治也’！

　　换言之，营建城壁楼橹，有助于树立官府的权威，凝聚“民心”，最终达到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。我们强调城墙乃是王朝威权的象征，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军事意义。事实上，城墙确实挥着军事防御设施的作用，但相对于为数众多、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城墙来说，其受到攻击的几率并不大，挥其防御设施作用的时间也较短。换言之，城墙作为威权的象征而挥作用，乃是常态；而作为防御设施挥作用，却是异态。

　　现代有城乡差别一说，但更多的是指经济和文化、教育上的差别。但赵昺体会到中国古代的城墙不仅是王朝、官府威权的象征，还是一种界线，一道城墙划出了内外之别。在这种由双重城垣环绕的“回”字形城市里，内城的城墙将君与民分隔开来，外郭城墙则将民与乡野之人分隔开来。虽然城与郭未必表现为小城之外套外郭的“回”字形，郭也未必筑有土垣，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联结用作屏障。

　　但城墙、郭垣的界线作用，却是无可怀疑的。在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区，很可能有倚山临池，空旷寥落；而在城市地理边缘的城门口、渡口码头，则可能车马交错、店铺密集、热闹非凡；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划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“经济理性”，也不符合适应与生存的“生态理性”，所以赵昺确信对于大多数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，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‘盛官’的。

　　诸色官署公廨、营房及官员、士绅、衙吏住宅与园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、最重要的位置，并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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