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允许租赁制，对土地买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自己瓦解自己的统治基础份地制。

　　刘钰对纯粹的封建制怎么造反，不是很熟悉——这是大顺的一些人为了防止土地兼并所一直幻想的变种井田制，土地不能买卖，贡赋征收，供养士阶层。

　　但感谢幕府的改革，他在日本的农村终于找到了大顺农村的感觉，尤其是兼并土地的套路，熟悉无比。

　　商人放高利贷，农民穷的整天啃萝卜，借钱只能以地抵押。理论上不准土地买卖，可现实很难监管。

　　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，还不起高利贷，很多人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质押给商人。

　　幕府政体之下，理论上不允许有乡绅地主，可这些放贷的商人只是披着商人皮的地主。

　　原本是领主、农民的二元关系，中间商也就是那些村子里的头面人物，多收一点，过手的时候多拿一点。

　　现在则成为了领主、商人地主、农民的三元关系。

　　理论上的公四民六之外，幕府既然承认了商人可以租佃土地，那么也就在法令上做出了规定，商人地主可以收取百分之十五的地租，这是合法的。

　　可就像是大顺规定了高利贷的最高利息一样，法令是法令，现实是现实，新兴的商人地主可不会只收百分之十五的地租。

　　稍微使使劲儿，公四民六的贡赋再加上商人地主的地租，尤其是土佐这种享保大灾荒最严重的地区，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，佃户的整体地租已经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，已然和大顺最严重的一些地方差不多了。

　　五成地租的永佃制在大顺都可以成为“仁政”，刘钰在这边喊出了“三十税一、均分土地”的口号，诱惑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农民恨商人，也恨领主。

　　可对领主的恨意藏得很深，因为贡赋制度早已习以为常，农夫已经被制度化，认为贡赋理所当然，就盼着领主老爷开恩，少收一点。

　　可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新涌现出的高利贷商人、或者叫新兴地主，这才是农民切身的、最直观的恨。

　　封建社会，士农工商，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。商人富集财富的速度太快了，又不搞实业只搞放贷金融和囤地，招恨也是必然的。

　　那些放贷兼并土地的商人，也就是刘钰认为的引爆农民情绪的导火索。

　　幕府十五年前出台的《典当地租佃法令》中对租佃制的认可和几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中的土地兼并，就是这条导火索可以引燃的火药。

　　这些商人居住在城下町中，城下町不是山城，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防御，只是紧靠着高知城的居民区。

　　刘钰可以很轻松地攻占那里，然后，揪出他们，当着农民的面，点一堆火，烧掉典当质押的文书地契。

　　而这把火，足以点燃农民的信任。

　　现在，要等的就是在南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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