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的独立性，那么靺鞨人的力量其实还要胜过契丹。

　　当然这一份强大也是充满了血泪，大唐初期，靺鞨人不幸生活在大唐与高句丽两大强权之间，其部落联盟中势力最大的粟末靺鞨便产生了分裂，一部分加入了大唐，并产生了以李谨行为代表的粟末蕃将群体。

　　至于另一部分族人，则就受到高句丽的驱使奴役，并安排在与大唐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地区。这一部分人际遇就要悲惨许多，随着高句丽的覆亡，作为战败者的仆从军而加入大唐，首领被扣押在营州，部属则安置在辽东地区，受大唐控制与更加东北的黑水靺鞨作战。

　　这一次从营州东逃的靺鞨首领乞乞仲象等，便属于后者。他们当然享受不到太多大唐的恩惠，所领略到更多还是大唐的残暴，心中当然存怨不浅，想要重新招抚回来并不容易。

　　而且辽东方面还存在着多达十几万户的高句丽遗民，这些人与靺鞨人也有着充分的融合，很有几分难兄难弟的味道。这也是原本历史上，渤海国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。

　　在当下这个时空中，李潼当然不允许海东再出现渤海国这样一个存在，但也明白若只是一味征剿、恐怕会适得其反。

　　所以他也充分利用大唐此前几次东征所遗留的人事基础，一方面大力提拔东北系的将领，黑齿常之麾下就有数名原高句丽高氏、泉氏等人选，用以分化高句丽遗民。另一方面就是积极联络黑水靺鞨，通过这些东胡本土力量遏止住粟末靺鞨的东逃之路。

　　以夷制夷向来都是强大帝国维持边疆秩序的不二法门，毕竟想要维持这么大的疆土规模，全凭正面战场的投入，哪怕再强大的政权也禁不住这种消耗。虽然过程中难免会有养虎为患的弊端，但总体上而言还是利大于弊。

　　李潼这些年与周边诸胡也算是打过不少的交道，感触最深其实还是在面对边疆胡患的问题上，把一个部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观点还是稍显粗暴简陋。除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，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维度，那就是阶级之间的矛盾。

　　大唐立国以来，对周边诸胡的政策虽有强硬、但也不失怀柔，整体上而言还是一种开放与包容。高宗一朝疆域盛极，四面出击，虽然这些蕃胡们也难免征役之苦，但所获得的封奖赏赐等各种战争红利也是不少。

　　但这一部分战争红利，绝大多数都被那些蕃胡酋首们所截留，普通的部族民众得惠甚少，这就在底层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。而那些蕃胡酋首们，一方面从大唐获取各种战争红利，一方面则就煽动与利用这种底层怨气，不断作乱以谋取更大的好处。

　　有关这一点，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佣军们表现可谓淋漓尽致。大唐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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